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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手抄报

2018-02-11 13:53 来源:四川禁毒网

  药品滥用之后会成为毒品,文化被“毒化”之后也会有相应的亚文化。当下被法律严禁的吸毒在历史上也曾是浪漫、自由的象征。对吸毒的亚文化做一个粗略考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吸毒亚文化卷土重来,并且深深异化。

  吸毒古已有之?

  国外研究人员发现,在数百万年之前,我们的先祖就开始在劳作或者跋涉中寻找富含生物碱的植物了。生物碱是自然界中含氮的碱性有机化合物,已知的种类有10000种左右,其中大部分对人体有毒,并能带来强烈的生理作用,是大麻、鸦片、可卡因等传统毒品的主要有效成分。例如,鸦片中的吗啡就是一种生物碱。

  当然,先祖们这么做,很可能主要是为了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比如,澳洲土着人使用从含有尼古丁的皮特尤里树和一种灌木树叶中提取的治疗性麻醉物质,借此忍受穿越漫漫沙漠的痛苦;南美的印第安人则咀嚼古柯叶来克服高海拔缺氧的环境,而从古柯叶中提取的古柯碱就是可卡因。

  另外,这类植物在号称可以“通灵”的萨满教里也有运用。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中,萨满法师跳着跳着进入昏迷状态,产生与神灵沟通的幻觉,这很可能是吃了大麻、毒蘑菇等有致幻作用的植物带来的效果。我国河北的商代遗址就曾出土过大麻,而《神农本草经》里把云实等药材的服用感受描述为“见鬼、狂走、久服轻身”,这说明古人早就接触到了这类具有“奇妙”效果的东西。

  如上所述,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类植物只被人们用来当做急救品、药物或者小众的宗教“灵媒”;而罂粟还被作为极佳的观赏植物,其花之美,有诗为证:“开花如芙蕖,红白两妍洁”,它在中国又名“阿芙蓉”,其言不虚。

  问题是,当鸦片不再只是药物,而成为一种专供获取快感而食用的材料时,它就转化为毒品,从而带来了吸毒的亚文化。这种文化在中国的滥觞,很可能是从历史上着名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始的。

  凭借《万历十五年》、《明朝那些事儿》等书籍的描述,人们对这位奇葩皇帝的作为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在位48年,却只和大臣们公开地见过一次面,其余的绝大部分时间,他因和大臣们就“立储”问题发生严重分歧而消极怠工,长期龟缩在深宫里,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

  对于万历帝多年不上朝的原因,史学家有多种推测,其中就有“吸毒说”,认为他中了“乌香之毒”,即沉溺于吸食鸦片、醉生梦死。还有专家考证指出,万历皇帝虽然是个地道的“瘾君子”,但是由于彼时国人尚未发明出吞云吐雾式的吸食鸦片的方法,所以皇帝的吸毒方式只能是和着其他药物一起“吞食”,而其用意大约是想靠此物来提高自己的性能力。

  上行下效,连皇帝都染上了毒瘾,其治下的政府对待民间日益风行的鸦片流毒也只能听之任之、不管不问了。明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鸦片贸易合法化,并默许民间的吸食活动日益做大。明朝万历十七年(1589年),政府火中取栗,从鸦片进口贸易中征税,名目是药材。当时颁布的《陆饷货物抽税则例》规定,每10斤鸦片纳银2钱。百年之后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松弛,鸦片输入增多,但仍作为药品征税,每10斤税银增至3钱。

  清朝入关后,社会上吸食鸦片而带来的危害实在太大,清政府才于雍正七年(1729年)颁布了第一道禁止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的上谕,对贩卖鸦片烟者、私开鸦片烟馆者、吸食鸦片者等,明确地提出了初步的量刑标准。问题是,从明朝中后期到清初,中国已经形成了上自皇帝下自平民的数量巨大的吸食鸦片的消费群体,而且众多的政府官员也被牵扯进了鸦片贸易这项可以获取暴利的泥沼中。至于后来的鸦片战争,则是多年积弊的一次集中爆发。

  瘾君子自白

  谈到鸦片战争,就不得不提到参战的另一方——英国国内的鸦片文化。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鸦片几乎被普遍视为包治百病的良药、万能止痛药,就像今天的阿司匹林,是可以随便买到也并不昂贵的非处方药。当时,英国人并不认为服用鸦片与个人的道德有何关系,也没有认识到过度使用会危及身心健康,相反,由于一些着名鸦片服用者的榜样效应,鸦片被看作是为获取超验性体验的独特途径和灵感之源。当时英国文坛的巨匠雪莱、拜伦、柯勒律治、德昆西,都有吸食鸦片的经历,尤其是后两者,影响巨大。当然,他们最开始使用鸦片的原因都是为了镇痛,当时“吸大烟”尚未风行,使用鸦片一般都是服用鸦片丸或者鸦片的溶剂——鸦片酊。但无论最初动机如何,毒品成瘾之后,就难以戒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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